但最大的风险仍然是中国。
您如何预见最终的谈判结果？如果达成协议，将给世界经济格局带来何种影响？ 格里纳韦：在WTO框架内，欧盟和美国曾进行过协商，但它们发现，在框架内很难达成任何协议。新的发展趋势是投资比贸易更活跃，如何促进、保护跨国投资，需要写出新规则。
目前，在全球投资领域中，双边或多边的协定正日渐成为主流，我们应该积极参与一些重要的伙伴关系协定。中国没有理由在未来10年跌入低速增长阶段。对中国而言，自由贸易区（FreeTrade Zone,以下简称FTZ）非常重要,其意义不仅仅限于上海。为降低无效投资，除了政府退出投资和干预外，还需要进行金融改革，逐步改变中国金融资源由国有商业银行垄断的格局。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德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要快于英国，德国的出口制造业也优于英国。
因为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中国的存款率和总额仍旧高居不下。因此，我在某种程度上认同，为确保欧元区稳定，部分国家应退出欧元区，当然有序退出要比混乱退出所带来的影响小，尤其是对意大利和西班牙这样存在潜在风险的较大经济体。提升的路子是通过营改增等税制改革，用10年的时间把服务业的从业比重由现在的35%提高到50%，这样可以新增1亿多的新岗位，可以向服务业寻找就业机会。
再经过两个五年计划，或者更长一些时间的努力，单位GDP消耗指标能够跟美国一样。根据国外经验，凡是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农业的劳动生产率都是赶上或者超过了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城市化率都达到70%左右。12000美元是什么概念呢？就是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分界线，也就是说我们在十八大新选出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再经过10年大奋斗，中国13亿人口就可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对世界经济格局和人类历史的影响将十分深远。我觉得特许经营权制度一定要坚持，脱硫脱硝除尘的任务一定要由第三方执行，要有独立的、有特许经营权的企业来完成这个任务，并由环保部门监督，谁排放，谁出钱。
三道坎：单位GDP的能源消耗要继续大幅度下降，环境污染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十一五期间，环保的硬指标是单位GDP能源消耗下降20%，最后这个指标没有实现，接近实现了，降低了16%，成效是很明显的。当然政府也可以给些补贴，老百姓也可以承担一点。
去年，我国的人均GDP达到了6090美元，如果未来10年我们能保持一个持续健康的发展态势，那么到2020年就可以实现双倍增目标，到2022年就可以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即人均GDP达到12000美元。如果这些能够在国内生产，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就会大幅度下降。厉以宁、魏礼群、郑新立、张卓元等著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现在实际上还是一个体制机制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
汇聚众多专家学者的智慧，力图从国家顶级智库的角度为党和政府提供决策支撑，为广大干部群众凝聚改革共识提供借鉴参考，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组织撰写、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一书，并在京举行新书发布会。因此，这是未来10年要啃的第一个硬骨头所以中国的经济改革，从大的历史尺度看，就非常清楚，就是面临这些基本制度问题时，过去一直在想办法绕过去，而这肯定是绕不过去的。这些都是中国改革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逃不掉的问题，不碰这些基本制度问题，改革就走不了几步，最终没有其他路可以走。
财知道：现在社会各界深化改革的呼声很高，作为一个长期研究制度问题的学者，你认为中国应该朝什么方向推进改革？ 许成钢：中国改革面对的是非常基本的制度问题，但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采用的办法一直是试图绕过这些制度问题，试图在不改变制度的情况下在边缘上做一点小修小改，这样三十年积累下来，凡是可以在不触动基本制度的情况下小修小改能做的事基本做完了，接下来碰到的主要问题都产生于基本制度问题。世界上所有的证券市场都有政府进行金融监管，而这种金融监管一定是以司法独立为背景的，是在司法独立的背景下，由一个执法机构来专门针对金融的具体问题进行监管。
在老的制度下，能找到的办法都找过了，也都用光了，接下来没有太多的新办法可以用了，你只有在制度上进行改革。中国的中小银行之所以非常少，就是因为制度上阻碍民间资本大量进入银行业，这个问题属于基本制度问题。
中国的房地产，需求是市场的，但土地供给是政府定的，因为土地不在民众手里。如果土地原本是农民的，是市民的，所有权是清楚地界定在他们手里的，那别人来侵吞的时候，他就会要保护他自己的财富。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碰到的核心问题正是这些体制问题，试图绕过体制改革，其他的改革措施都是较次要的问题，或者是权宜之计。另外一个基本制度问题是证券市场。但实际上最终的土地产权问题既包括这些和资源配置相关的问题，又远远超过了这些和资源配置相关的问题，因为这个最终的土地产权问题关系到了人的基本权利和公民在法律上保护自己的力量，例如是当别人把你的财产拿走的时候，你有没有力量来保护你的财产。体制改革在前，经济发展在后，国内对此很多误解，甚至有些人有意识地把历史的过程说反了，为了对不进行体制改革的做法辩护，幻想不用动体制，能把经济发展好。
凡是没有司法独立的国家，它的经济最终是发展不起来的。最大的刺激投机的力量，就是限制供给。
财知道：在金融监管和司法独立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好的突破口？ 许成钢：当人们讨论上海自贸区的时候，我曾经提到过，如果把上海自贸区作为一个改革特区，它能不能成功取决于它要做什么。比如银行业碰到的最大问题是国有银行垄断。
法理上确立土地产权才能免受权力的摆布 如果土地从法理上根本不是你的，只不过是大家想出来一些巧妙的办法，表现得似乎是你的，这个时候你就永远地受权力的摆布，更有权力一方就会侵犯你，社会上的一系列的问题就得不到根本解决。为什么产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别的地方？最基本的一个事实就是在产业革命之前，英国已经开始保护私有产权，它的司法是独立的，合同是能执行的，企业家创造的东西归企业家所有。
当他们的直接利益受到侵犯是，他想保护也没办法，只能说憎恨腐败，因为他没有一个清楚的权利界限，说在这个界限里的是我的，你不能拿走。这实际上是从根本上减少腐败的制度问题。第二个原因就是司法体制。在中国，从根本上导致金融监管无法正确操作的制度原因是司法不独立。
使得土地能够流转和从根本上解决土地产权的问题，这两者之间紧密相关，但仍然有很大的距离。绝大多数的发达经济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在经济发展之前，已经司法独立：是司法独立在先，经济发展在后。
财知道：为什么司法独立对经济发展这么重要？ 许成钢：世界上所有的发达经济，都是以独立司法为基础的，这是先决条件。第一个原因就是绝大部分上市企业是国企，而这些国企的大部分股份是不能流通的，因此这些上市企业的治理问题实际上和证券市场完全脱钩，小股东的利益不能得到保护。
中国改革绕不开基本制度问题 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采用的办法一直是试图在不改变制度的情况下在边缘上做一点小修小改，这样三十年积累下来，凡是可以在不触动基本制度的情况下小修小改能做的事基本做完了，接下来碰到的主要问题都产生于基本制度问题。中国的证券市场是极度不正常的一个证券市场，有两个原因。
原因是民众没有在法律上保护自己的能力，因为土地不是他们的。如果它要做的只是为了推动利率和汇率的改革，而利率和汇率的自身性质决定了这个改革不能限制在一个不到30平方公里的区域，这样子的改革限制在小区域里是很难有成效的。司法独立是非常艰巨的改革任务，如果感觉到全面推动司法独立非常困难，那么这个改革有可能放到特区里做，这个特区可以是整个上海，也可以限定在那30平方公里之内，你可以在那设一个独立的专业法庭，全面的司法独立也许一时做不到，但至少可以在金融上先做，设立一个专业法庭，这个专业法庭的法官是和政府脱离关系的，和各方利益脱钩的，他不会受到各方利益的干扰。当政府错误地全面控制土地供给的时候，就使得土地供给变得严重稀缺。
在任何市场上，有巨大的需求，又有严重的供给限制时，就一定会产生出巨大的投机的机会。如果土地从法理上根本不是你的，只不过是大家想出来一些巧妙的办法，表现得似乎是你的，这个时候你就永远地受权力的摆布，更有权力一方就会侵犯你，社会上的一系列的问题就得不到根本解决。
这个腐败里面最大的部分就是土地，而土地不是民众的，如此，哪个老百姓可以有能力出来保护自己的土地呢？所以这个腐败问题止不住。但是为了在限制土地供给的前提下控制房价，过去进行过多次以打击需求为目标的调控，其效果是打击国民经济发展。
眼下的所有的这些试验关心的更多的是资源配置问题，是说如果你这个土地不能流转，人怎么进城，土地怎么能够集中使用，等等，都是效率问题。这个道理特别简单，因为在没有司法独立的情况下，连合同的执行都有困难，而市场经济运作的基本内容就是大量的合同的建立和执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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